另一方面，执法行为必须严格依法而行，对法律规定之事项，必须严格执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xxxv]参见［日］吉野一「論理法則の法規範への適用可能性について」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二十周年論文集（1987年）。但阿历克西在对科赫的观点——着力探求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描述性意义而忽略其评价性意义——进行批判时，援引黑尔的思想说，这并非易事。

[xix]前引[8]，毛雷尔书，第146页以下。此时，该词的意义是这些议员身临其境。这对于行政实务、行政诉讼实务而言，具有极为清晰的指引意义。1.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适用首先应当着眼于该概念的语义。即，有一些对象是否适用该概念是明确的，但有一些对象并不明确。

在法律适用中，对应予适用的规范的认识与在通过此种认识获得的复数解释可能性中选取其一的意志行为，相互结合在一起。[xviii]前引[8]，毛雷尔书，第133页。检察机关并不享有针对行政权的一般监督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责，宪法第3条、第67条、第92条、第128条、[35]第133条就是人大监督的规范依据。

[36]2018年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增修条文第67条第(六)规定：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有权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理解具有循环性，法律评价的统一性要求宪法和法律解释须参照背景和整体意义。为了不致与更高位阶的规范发生冲突，对于法律应作‘与宪法一致'的解释，对于行政法规应作‘与法律一致的'的解释。(一)一般监督权的内函 一般监督权并非我国宪法规范用语，该理论来源于苏联，[31]涉及对行政权的监督，其所追求的是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与违法抗议。

法律守护人指检察机关守护法律利益，法律利益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包括法律规定的利益和合法的利益。值此宪法修正、《国家监察法》通过，《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通过之际，认真领会其奥义对于理解作为意义统一体的宪法秩序不无裨益。

[⑤] [英]迈克尔.赞德：《英国法》，江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 年，第242 页。孙春杰：《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职工法律天地，2012年。[36]第133 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12]即，在正常情况下，文字之内已经蕴含了宪法目的，不得脱离文字再造宪法目的。

最后，监督的法律责任不同。法律监督主要是检察机关通过诉讼方式参与对相关机关执行国家法律情况的监督，监察监督是监察委员会通过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公职人员留置以予调查进行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自行决定检察权的成立和存在，只能通过宪法确立该权力。[④][英]迈克尔.赞德：《英国法》，江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 年，第212-215 页。

[13]德国法学家说道: 法律解释还应维护‘法的统一性。[43] 转引自刘林呐：《法国检察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5年，第21页。

[14]这就是说，检察权不能单独解释，必需参照宪法确立的政体原则，其内涵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不得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冲突，不得与其它部门法如《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相冲突，并不得与该法的其它部分如规定检察机关性质的条款相矛盾。Henry Campbe black: Construction and lnterpretation of the Laws, 1911 by West Publishing Co.,p25. [14] 转引自[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 年，第 69 页、76 页。

第92条规定：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至于行政机关的代理人和行政机关辩护人之说，因其将将检察权依附于行政权，弱化了检察机关的独立属性，故不符合我国宪法，对于检察权法律监督属性和代表利益归属认定并无多少借鉴价值。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虽然对检察权代表何种利益未做明确规定，但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的维护国家统一、社会主义法制等表达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内涵。[33] 参见叶海波：《论我国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2012.6。该规则因其与关注文本的字面解释和黄金规则有本质差别而受到严格限制。[15]Henry Campbell Black 指出：给予整体以效力(effect to be given to the whole)。

[32]虽然列宁指一切政权机关，但是，我国对一般监督权的定义主要着眼于对行政权的监督，指检察机关对政府制定政策、法规、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行政审批、市场监管、强制措施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监督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守法情况的监督。检察权的英文为procuratorial power，与之类似的近义词有indict、accuse和charge。

检察权对行政权则实行合法性监督。阐释是指无需依据宪法文本文字便可抽象其精神，即言中无而意中有。

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可以代替全国人大运行宪法监督，检察机关有权监督立法权，此说难以成立。检察权的代理属性可从四方面得以展开：其一，检察权的身份是代理人，代表某一个体或者某种利益。

宪法来自人民授权，所有涉及国家组织的重大变化，唯有人民有权以修宪方式予以变更，除此之外，不得用任何方式包括制定法的方式或其他方式变更宪法文本文字所体现的显明目的。因此，在对(个别语句）作更为准确的解释之前，必须对整体加以浏览，以获得对整体概况的认识。根据我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为民意代表机构的立法机关具有民主合法性，其所制定的法律居于至上地位，只能被各国家机关遵守，而不能被质疑，更不能被审查。该定义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检察权对国家机关的监督。

依据之二虽然点明代表国家，但只将代理人的身份限定在刑事诉讼领域，排除了包括公益诉讼在内的其它诉讼。法律的字面含义而非立法者的意图构成法律既是形式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法的实质价值即民主。

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虽然性质有别，但是彼此互有分工，相互监督，相互配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无可取代。检察权是人民的代理人，代表人民对侵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各种行为进行监督，提起诉讼。

各国检察制度有云泥之别，不可同日而语。[②] 参见陈瑞华：《检察权：何去何从》，载《政法论坛》，2018.1。

再次，监督对象各有所重。前述理论各有特色，各依其国体和政体定位检察机关代理的利益，符合各国的历史与传统。其次，即使是自由解释，亦不得脱离宪法文字去假定或者臆想宪法目的。普通而自然是指应当按照字面解释规则。

参见龙宗智：《检察官客观义务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25页。[42]一言以蔽之，检察权的终极目的在于通过维护人民权利达至政权巩固。

这表明，逻辑的要求尚在其次，文本文字才是正统。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涉嫌刑事犯罪人员的拘留须在24小时内释放，特殊情况可延长至48小时。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在之前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以及在2018年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指出：对监察委员会的定位是政治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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